本文转自：陕西网
考古很“小众”，有时可能会被忽略；考古也很“大众”，因为他们在探源文明。
工作时深钻深耕，其余时间在寂寞的角落。在考古现场，最为大众熟知的工具洛阳铲，细长、尖锐、古旧、传统，每每插进黄土，都在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渊源。
在考古工地，有的洛阳铲已经历经几代考古人，手柄油光发亮。它们时而被堆放在角落，时而出现在考古现场。
一如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考古人，寻找历史的每一粒尘埃，不放弃文化的每一滴露珠。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视觉中国
供图
提到考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挖墓。
浙江考古人郑嘉励曾调侃自己“上班如上坟”，陕西考古研究院赵汗青“一年天中，天以上都在工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师李悦的寒暑假都在考古工地度过。
考古人说的工地，有墓地、有遗址，这里是他们的主战场。洛阳铲被考古人称为“探铲”，是这里常见的钻探工具。
洛阳铲，产于河南洛阳，传说是洛阳盗墓者用该铲能够精准勘测墓葬，使得我国古墓葬最集中的洛阳邙山地区“十墓九空”。
洛阳铲的铲头半圆形，底部开刃；上接柄，一节节随意延长。师傅们双脚外八字站稳，双手握住探杆向地下戳，一铲一铲将地层深处的土样提取上来。
如今，学会用洛阳铲来辨别土质，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他们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
这把不显眼的探铲，不仅为考古人指引着前方的道路，还在田野中探寻着历史的每一个尘埃。
每一铲，都在触摸中华文明
至年的四年间，徐旭生主持宝鸡斗鸡台三次发掘，开启了中国考古学探究周人和秦人发展脉络的序幕，首次提出了将古史传说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的路径和方法，重塑了中国历史脉络——此次考古堪称陕西考古“第一铲”。
赵汗青考古路上挖的第一铲土在山东。在当年考古还是冷门学科的年代，因为对田野与考古的向往，他第一志愿报考了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
青岛即墨区北迁遗址是他的本科实习点。该遗址于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年3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即墨区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赵汗青也在其中。
发掘很艰苦，吃饭不按点、住宿很简陋。刚开始的几天，能吃上一口热饭就是莫大的幸福。
虽然学校已经配备地质测绘用的最新机器——全站仪，但是没有人会使用。使用的工具扔是传统的罗盘、皮尺、手铲，他们需要一步步丈量、一点点刨土。
前期出土的小件文物，记录出土位置仍使用传统方式，即出土的物件与探方四壁的距离。一周之后，全站仪才使用了起来，记录人骨、动植物遗存、石器、陶器等各类出土物的坐标。
所有考古发掘的辛苦，在遗址研究逐渐有了成果的时候，都已不再重要。这些出土物与滨海的自然地理环境一起，共同勾画出数千年前先人们劳作生活的细节。
考古带给赵汗青的，不仅是兴趣，更多的是收获与满足。
“古语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觉得‘地下更有黄金屋’。考古发现的快乐，以及跨越千年和古人面对面‘约会’的特权，远比金钱、荣誉难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秦都咸阳城考古队队长许卫红在《考古有意思：秦始皇的兵与城》这本书里写道。
许卫红年成为兵马俑坑考古队的一员，从三号坑开始“蹲坑”，年挑起大梁，任一号坑第三次发掘领队。
挖掘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都是考古人员的至宝。
“我们把清理出来的土全部过筛、水洗，洗土寻宝，不是为了淘金，而是寻找秦国的植物颗粒和动物遗骸；为了保护兵马俑，挖掘现场无法用电，‘桑拿天’我们坚守在湿热的坑里，汗水湿透衣背；我们开启发掘、展出、保护的三同步模式，取得科研和普及的双赢。”许卫红说。
“一般来说，兵马俑是国宝，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有时候，我站在前广场听一些观众游客的反应，有人会说这有啥看头，不就是一群泥娃娃。还有一些人看懂了一点，说秦始皇的东西真了不得，能做出这么一大堆陶俑。”在许卫红看来，通过研究兵马俑，首先展现出来的是兵马俑的数量和制造的技术，这些表象很容易传达给很多公众，能产生一种自豪感，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
“要研究这么多的陶俑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有多少人参与制作，当时的人员调配和社会组织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问题背后牵扯到国家机器如何运行、当时的国力状况如何，以及意识形态等，”许卫红说，最后研究出来的，是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以及它与未来的联系。
考古不是挖宝，而且很多考古人终其一生，面对的也许依然是未解之谜。中国历史上，西周周王陵的位置至今仍然是个谜题。
“我和一个同事，每天划定一个范围，骑着自行车，踏遍青山，在沟沟坎坎里找线索。同事比较有经验，能在中午12点前返回老乡家里赶上午饭，而我有时候路线画长了，饭点也回不去，只能饿肚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孙周勇说，文献上记载，周王陵大概在万年县（今西安市西北）附近。但找了三个月，也没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就像石峁遗址，在年开启全面系统考古工作，作为考古队队长，十多年过去了，孙周勇仍在这里。
石峁，一座多年前的史前古城，面积超过万平方米，在夏朝建立的前夜，矗立在陕北的高山台塬之上。
“我第一次到石峁是年，当时的山路非常险峻。我们开着老式的北京吉普车上去，如果对面来一辆车，就必须有一方往后退才能走，而车的一边就是悬崖峭壁。”孙周勇听年主持石峁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巩启明说，当时去石峁，食物要自备，在遗址待多久，取决于那袋面粉能吃到什么时候。
连续十多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
然而，如此庞大的建筑，谁建的、为什么被废弃、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后来去了哪儿……种种谜团，都暂时无解。
但就像年召开的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国际知名考古学家站在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上，非常激动地说：“这是中国文明！”如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的办公室里，研究资料摆满了桌子。
这个弯弓搭箭的是哪位战功赫赫的英雄？这个骑着牛并把住牛角的又是哪位历史人物？每每翻看一张张石峁出土的平面石雕拓片，邵晶都会深深地为中华文明感到自豪。
“考古人要有家国情怀，不断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添砖加瓦。”邵晶说。
每一步，都在丈量中国历史版图
从有“西行”的想法至今，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已坚持了31年。
年，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应邀来到西北大学讲学，举办了三场与大月氏有关的讲座。和现场的中国学者交流时，樋口隆康问：“中国境内月氏考古的文化遗存在哪里？”
现场竟无一人回答得出。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公元前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丝绸之路”由此全线贯通。
王建新当时全程陪同樋口隆康并担任讲座翻译。樋口隆康之问，成了王建新的“心病”：西迁之前的月氏在哪里？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中国学者给出答案。
“考古连着过去，也为现在和未来服务，想要知道我们的文明会走向何方，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王建新说。
年，王建新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教研室主任。他和同事们为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制定了十六字方针：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
不仅要走出陕西，还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在考古队多年的发掘与坚持下，年5月，他们在拜松河边布下了两个探方。地表下10厘米，发现了条形石堆和人头骨。又布了几个探方，出现了20多座墓葬，密密麻麻，拉巴特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如今，该墓地发掘早已结束。随着研究成果逐步呈现，经比较研究后，考古队认为，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找寻已久的大月氏文化遗存。
单独的遗址要放在整个区域内看待，中国文明要放进世界文明中研究；中亚考古队的境外考古，是国内考古工作的延续，是站在东方视角传递中国声音。
长期以来，长城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然而，对于长城的长度、走向、结构、布局以及时代、地域等基本特征，考古资料上却存在大片空白。
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对我国现存历代长城资源进行调查，涉及全国15个省份的“长城资源调查”随即启动。段清波被任命为陕西长城资源调查队项目领队。
卷尺、标杆、手铲、对讲机、GPS……每天早上不到八点，段清波就要和调查队员每人背负20多公斤的装备，沿着遗址进行徒步调查测绘。在陕西，长城遗迹主要分布在陕北榆林、延安等地。
年的一天，段清波率队在榆林神木市高家堡地区进行长城调查测绘。天黑了，没有食物，沙漠里唯一的通信工具对讲机也没电了，毛乌素的上空飘起了雨，一行五人，步子越来越沉重。最后是偶遇好心的油井工人才给调查队解了围。
“长城调查不是旅客到此一游。遗址现场获取的绘图、照片、考古记录必须要相互佐证，并且与国家文物局获取的卫星图片完全吻合才能达标，这是国家标准，也是我的要求。”段清波说。
两年多时间，段清波带领调查队员用双脚丈量了陕西境内公里的长城遗址。此后他又承担了甘肃省部分长城的调查任务。
由段清波组织编写的《陕西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陕西省明代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与《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等著述，为我国历代长城资源摸底与研究交出了一份准确的答卷。
年，时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教授逝世。
然而，他把对考古学的热爱依然留给了学生和社会——“考古重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考古学让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血肉相连。”“未来中国考古人能立足于世界考古学之林，就必须在世界文明的视野下，思考中国文明为什么走的是这么一条路，中国文明的特征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
多年后，长城有了王生宽的足迹。他负责明长城遗址榆林市横山区创业村至吴家沟村段米的巡查。
横山区规定文保员每月至少巡查长城四次，但王生宽一个月能巡查十多次。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王生宽捧回了他第四本“优秀文保员”荣誉证书。
年，横山区开始在长城沿线选聘群众文保员，吴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张子雄第一时间想到了在矿上工作过的王生宽。“他心细得和婆姨一样，能靠上。”张子雄说。
那一年，王生宽穿上红马甲，戴上红袖章，守起了长城。
文保员必须定期把长城的照片发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