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镇工作除了双桥三年，还有之前在官元山一年，之后在罗城抗洪救灾半年，在高城推行股份制改造一年，在岭东小关村扶贫一年。其中印象深刻、感触良多的还是双桥，以至于我调到县文联工作后，双桥的历史、人文、事件还会时不时地涌上心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双桥的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双桥街。双桥街地跨牟溪，古称牟村。清乾隆年间，跨牟溪建石拱大桥连接河东、河西两条街，更名大桥。民国时期大桥街是邻近各乡表芯、夏布的集散地，有多间店房。在河东至河西九里布长达约一公里的大桥街上，建有天后宫、禹王宫、河东庙、河西庙及宗祠五栋、大同公园一座，店铺鳞次栉比。清末，全县专营土纸之商行大小数十余家。其中两大纸商资额颇巨，名扬数省，一是号称“船市表芯”的高村辛茂堂纸行，再就是号称“桥市表芯”的大桥瑞丰纸行，专营仙源（部分）、赤兴、槽头、茭湖、白良、大桥等地的表芯纸，每年进购达７万余担，以南昌为集散地，销往山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出口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国家。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四月，在江西省运杭展览会上，有大桥的恒有祥、乾丰茂纸行所经营的头印表芯纸样品参展，并获得奖状。同年，举办粤、湘、鄂、赣特产联合展览会，大桥商会送去表芯纸展品７件，亦获较高的赞誉。
清末民初，大桥有夏布行7家，每年３月至５月，湘、鄂客商即直接到大桥夏布市场购买，每年收购万余卷（每卷２３匹）。１９４７年，大桥深塘的夏布生产合作社规模较大，从业人员达３００多人。年，县外贸为扩建出口夏布厂，由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贷款12万元，对年创办的大桥乡夏布厂，进行厂房、车间扩改和漂、织布设备更新，改建为全县第一个“双桥出口夏布厂”，并在年4月，由县*府向省、地申报：双桥出口夏布厂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年，该厂能生产纯手工夏布、半手工夏布和漂白夏布，年产能力达1万匹。当时，夏布厂在马保亮和杨冬梅的努力下，生产、购销两旺，实实在在过了几年好日子。
解放后，集市贸易日益兴旺，河东街设肉类市场，河西街设农副产品市场。每逢一、五、八当墟，河东河西人潮涌动，水泄不通。叫卖声不绝于耳。当然，如今的双桥贸易市场规模恢宏，商厦林立，四方八位的人涌进涌出，其繁荣热闹程度已远非昔日可比。不过，这些古庙啊古祠啊皆因种种原因大多已经拆毁，不见踪迹。
双桥的花炮生产兴起于八十年代，一是刘红珊为厂长的双桥出口花炮厂，二是朱丁茂为厂长的双桥花炮厂。我们到双桥后，他们相继研发出了碰碰球和神鞭两个娱乐类花炮产品。记得神鞭样品出来后，我看到它长鞭似的造型，立时联想到作家冯骥才的小说《神鞭》，就脱口而出为这个产品取名为“神鞭”，产品一上市，就吸引了众多客户。而刘红珊他们研发的碰碰球就像乒乓球大小，球体上涂抹了一层药粉，互相撞击或单个击地，都会发出“叭”的清脆响声，很有趣味性。而它又不是一次性产品，可以连续玩好多天，就是药粉击落完了，它还可以当健身球使用，既安全又环保，所以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魔术球”。记得那年为了帮助花炮厂推销产品，全体乡领导都下到厂子里去了。我和出口花炮厂副厂长李冬生带着一帮人装了几十箱碰碰球到湖南株洲试销，我们在现场抛击表演，立时引来很多人围观。这新奇的产品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纷纷抢购，不到一上午，几十箱碰碰球就销售一空，还签了不少订单。
碰碰球和神鞭产品风行了几年，在花炮市场有了较大的名气。创新为企业增添了活力，为企业增加了财富，也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在双桥工作期间，*委书记是王包荣，乡长是李忠*，副书记是高如江，人大主席是谭坤根，*协组长是李招荣，常务副乡长是王根云，*委宣传委员是谢镜清，组织委员是韩湘涯，纪检组长是欧阳晓林，武装部长是潘济建，还有副乡长辛桃华。他们都是想干事能干事的领导，尤其是王包荣书记，人很朴实很正派，工作踏实，农村工作经验丰富。双桥大市场的建设，就是在书记、乡长的倡导下拉开了序幕。后来由于县委的安排，乡领导陆续有些变动，高如江调走后，杨金媛来担任了副书记。韩湘涯调走后，李牛生来接手，期间还有袁玉芝调来任*委委员。
我在乡领导中身居末位，可能是考虑到我高度近视，*委安排我坐家。那时候的乡财*很苦，乡里除了国家干部的工资由县财*负责外，另外十几二十个集体干部、勤杂工的工资都由乡里自行解决。所以每到发工资的前几天，我都要到乡办企业去协商催交管理费，要不乡*府的运转就会出问题。尽管如此，在全体干群的努力下，年，双桥的财*收入竟然突破了百万大关，地区还特地为破百万的乡镇颁发了“财*收入特别奖”。同时，在企业的赞助下，乡里购置了一辆“富奇”吉普车。当时，乡里有车子的全县只有少数三、四个乡镇。车子开到乡里的时候，乡办公室还专门燃放了一挂万响爆竹以示庆贺。
九十年代初，我国的通讯事业还十分落后，乡镇对内对外联系都是摇把子电话，要在地区一级才有程控电话，企业为了打一个长途电话联系一个客户，左转右转加上线路忙，等上半天也没个结果，极大地阻滞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人际的交往。年下半年，程控电话才开始逐渐进入百姓家，但安装一部电话也要四千多元，还要初装费什么的。那个时候收入水平不高，“万元户”就已经称得上富翁了。乡里出口花炮厂等几个企业为了拓展业务，尽管安装电话费用很高，还是率先把程控电话装了起来。
到了县文联，我才知道这里也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单位，财*拨款只够发工资和一点办公开销，程控电话想都不要想。我们与县文化馆是一对难兄难弟，同在文化宫楼上，我们在四楼，他们在三楼。他们装了程控，但也用铁盒子装着锁了起来（那时候几乎每个单位都是这样，有程控电话也要锁起来，不能随便打，话费十分贵），打市话、农话或是长途要事先申请。后来他们的电话又被人偷了，就再也装不起了。我们还是用那种只能接不能打的电话机，后来不知哪里传过来的办法，用这种机子也可以打，只是比较麻烦而已，比如打这个号，你在搁听筒的架子上“8”就连续匀速敲8下，稍隔个半秒，又敲下一个数字，而“0”则要敲10下。我们没装程控也能打长途短途，私下里可是偷着乐呢！
文联确实清贫到了家，有时候省地文联或者兄弟县市文联来人，我们都是请到家里招待，作者来了更是请到家里吃，谁让公家没有钱呢？
从年11月到年6月，我在县文联工作了8年多，期间多数是下乡。当时县委宣传部长是陈卫，我的同学郭敏当时担任副部长，分管文联工作。文联人手少，驻会的有主席龙晓波，还有就是我和当时县委书记的女儿姚秀云和出纳潘玉玲。不久，姚秀云调走，就剩下我们三个了。主席坐家主持日常工作和应付县里的会议，所以下乡、挂村的事基本上是我扛着。同时大家还要到麻田果园场参加劳动，每个单位都分了任务。年我到罗城参加抗洪抢险、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一起的有张海泉、汪锦如等人，在罗城蹲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说起来这罗城还是县治的发祥地，三国孙吴*武中即公元—年，万载第一次设县叫阳乐县，县治就在罗城。尔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年改称康乐县，直至公元—年（南朝宋齐梁陈），阳乐、康乐县治在罗城驻扎了年。至今罗城还有东门、西门和南垣几个古地名，当地在搞建设时有时还能挖到古城砖，这些地名和实物都是古县治曾经建在罗城的佐证。
年推行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每个乡镇派驻了一个工作组。我分到了高城乡任组长，一起的有公安局的曾科长、县供销社的徐副主任、统计局的谢明启。这次股份制改造没有成功，后来流产了，成了不了了之的一段往事，但我们在高城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接到通知离开。
年，我们文联又由县里分到岭东乡小关村挂村，一起的有县统计局的辛增祥，吃、住在乡里。我们两家都是穷单位，拿不出钱来支持村里，只能协助村里做好县里的中心工作，诸如计划生育、油菜连片种植等等。说心里话，我们这样的穷单位挂村，不但给不了人家什么帮助，还给人家增添了负担。
年后至年我就基本上没有下乡了，因为麻田果园场我们也有任务，按照县里的要求还要到那里养鸡养猪、培植果树。单位上没钱的，都是由私人凑钱去完成任务。这几年可以说是最沉闷的几年，全民养鸡养猪，不少干部成了养鸡养猪能手，但是有钱的单位也把钱搞光了，私人也遭受了不少损失，这些钱都打了水漂，没见到一点效益！没有哪个单位哪个人不是怨气冲天，气得宰胸脯前。
从年11月到年5月，我在县文联下乡时间多，配合县里中心工作多，真正坐下来搞写作没多少时间。加上自己文学修养不足，天赋有限，只能挤时间写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以及短诗和歌词等等。由于有上百首歌词在全国、省、市发表，九十年代中期我加入了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和江西省音乐家协会。文联的工作在龙晓波主席主持和我的协助下，在年以前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每年坚持举行了谷雨诗会，出版了文联刊物，培养了一大批作者。年，在老婆的全力支持下，我自费一万多元主编出版了《万载民间故事大观》一、二卷，使千百年来流传在坊间的民间瑰宝得以成书面世，不至于被时光淹没。
龙晓波主席卸任后，年，县里派来高某某接任，文联工作自此走向了下坡路。年6月，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离开了文联，欣然到县史志办任副职。
往期链接
古城记忆之一古城记忆之二万载古城记忆之三万载古城记忆之四万载古城记忆之五万载古城记忆之六
万载古城记忆之七
万载古城记忆之八
万载古城记忆之九
万载古城记忆之十
万载古城记忆之十一
万载古城记忆之十二——我的下放“知青”记忆！
万载古城记忆之十三
万载古城记忆之十四
万载古城记忆之十五万载古城记忆之十六作者：胡学正责任编辑：*审稿：华丽
审核：语文
小编
新闻
投稿邮箱：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