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悦鉴西安
唐都长安城是我国古代历史鼎盛时期的一座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布局规整并有众多人口的大都城。都城内的士庶百姓居住区，以坊里为其分区单位整齐排列，唐朝*府对其管理有一套严密科学的制度。唐都长安城，本隋都之大兴城，始建于隋开皇二年（）六月，城内的市民居住分区地段，是由外郭城的东西十四条大街，南北十一条大街交错分割，自然划定而成。
隋文帝时名其为坊，炀帝时改称里，隋恭帝及至唐朝又称为坊，全城共一百零九坊与两市（市各占两坊之地），坊的分布，集中于外郭城，是以城中央贯通南北的朱雀门街为中轴线，东西各半，依次排列，彼此均等。其排列的格局是从外廓城北城墙至南城墙，南北一^三坊象一年有闰，皇城以南东西四坊，象一年四季，南北九坊，象《周礼》“王城九建”。这种“千百家似围棋局”整齐规一的棋盘式居民坊里，是隋唐长安城在布局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其“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唐朝*府对长安城的行*管理为府、县两级制，京兆府为长安都城的行*官署，府置牧一人，因其地处枢耍，多以亲王为之，如唐太宗之为秦王时，中宗为英王时，睿宗为相王时，都曾居其任，但亲王仅为居阁而遥领，实际府*以京兆尹主之。京兆尹，从三品官，为长安城的行*长官,其府设于光德坊的东南隅，京兆府之下设万年、长安两县共治长安城。
两县以城中央朱雀门街为界，街东归万年县，领五十四坊与东市，街西归长安县,领五十五坊与西市，县各设令一人，正五品，长安县署在长寿坊，万年县署在宣阳坊,两县各有功曹、主簿、录事、尉等从员佐史一百四、五十人，县之下市民居住的坊里,即成为最基层的管理单位。据记载，隋每坊置坊主一人，佐二人，隋炀帝大业三年（）,京都坊改为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事，改坊为里，每里置里司一人，官从九品下，至义宁初废，到了唐代，*府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廓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
从隋至唐，统治者对都城长安居民坊里的基层管理十分重视，曾先后设有坊主、坊佐、里司、坊正等职，唐代的坊正虽无官品，但其职在驱催、掌追、呼催、督司、督察，因此坊正就成为长安城各坊人民直接的统治者。除了以上行*管理机构之外，长安城因是帝都所在，还另有监察系统和*事警备系统。监察系统设左右巡使等，据《通典》记载，监察御史分左右巡，纠察违失，以承天朱雀街为界，每月一代，左右巡使，分知左右巡察，“掌左右街百坊之内谨启闭，微巡者也，各察其所巡之有不法之事”
*事警备系统有左右金吾卫大将*，“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左右中郎将，督京城左右六街巡警，以果毅二人助巡探”，同时坊角还设有武候、铺由卫士分守。长安城中的这些行*、*事、监察等组织对坊里人民组成了严密的统治网，为了巩固王朝腹心地区的统治，长安城各级官吏都以监督、防范都城人民为其首务，“弹压为先，不以慈惠为本也”。
首先，为了维护统治者的自身安全，唐朝*府严禁都城居民接近宫城和皇城。唐都长安城是唐室皇帝和中央机构所在，长安城中的官室共有三组建筑群，西内太极宫，位于城北中部，东内大明宫，位于城外东北的龙首原上，南内兴庆宫在大明宫之南城内原，隆庆坊之地，此三内为唐朝天子先后所居和其处理朝*之所。皇城亦名子城，紧依太极宫之南而建，为中央衙署集中之地，无论宫城或皇城,外围均有城垣，与居民坊里彼此完全分隔，这是隋唐长安城在建造布局上区别于前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点。
隋唐统治者使中央官署集中于一地，并在宫城、皇城外围筑设墙垣与居民坊区分隔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市民百姓的防范，宋代宋敏求在《长安志》中就曾指出：“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殿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为了统治者的安全，唐朝*府严格规定坊里居民不得登高临视宫中，若登高临视官中者，要被判刑，同时还规定不得向宫城放弹及瓦石，犯者处徒刑一年半，如果敢将弹或瓦石投入官中，则要处以徒刑二年至流刑二千里的重罚，还禁止居民翻越皇城与宫城城墙，规定凡“越皇城垣者，徒三年，越宫垣者，流三千里”。
另外还严厉规定若持兵器棍棒擅入官门者，则处徒刑三年，闯入殿门者，流二千里，甚至连步行承天门外的御道也要处笞刑五十。为防范人民的反抗，唐朝*府还禁止都城居民私藏兵器和练武聚射，贞元八年（）六月，唐德宗诏令“枪甲之属，不蓄私家，令式有闻，宜当遵守，如闻京城士庶之家藏器械，宜令京兆府宣示，傅纳官司”，唐宪宗元和五年（）也下令：“京城内，无故有人于街衙中带戎仗及聚射，委吏执府县科决。
唐朝廷更以府、县、坊及左右金吾、左右巡使等各级**官吏，严查坊里人民的不满思想和不利于统治的言行，唐玄宗在《禁止街坊轻浮言语诏》中宣告：“口无择言，行不近礼者，宜令府县长官左右金吾明加训导，若有犯者，随事科绳。”对于敢在市内及众聚之处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对口出欲反之言，妄为狂悖之语者，流二千里，若指斥乘舆，情理切害，更要处以死刑。由于长安城中各级官吏对坊里人民的严密防范和统治，致“京城之内，触刑章者多于天下”。
长安城各坊内居民的房舍建造，都按照身份等级的不同有着严格的规定，大和六年（）六月，唐文宗颁营缮令规定“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而庶民百姓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并且规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为了严格维持等级房舍建造制度，唐朝*府多次颁布禁令禁止违制建造，大和六年的营缮令还规定“诸营造舍宅，于令有违者，杖一百”。
尽管有种种禁令限制，而王公贵族、天子幸臣，仍然凭权依势，在长安城大营楼榭，逾制兴造，“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安史之乱前后，“大臣宿将，竞崇栋宇，无复界限，力穷乃止”。如玄宗时虢国夫人在宣阳坊大治第宅，栋宇之盛，世无与其比。
唐玄宗还曾亲为安禄山起第于亲仁坊，“但穷极壮丽，不限财力”，郭子仪在亲仁坊的第宅也是“堂高凭上望，宅广乘车行”。唐代宗时宰辅及朝士当权者争修第舍，颇为烦弊，议者以为土木之妖，因此长安城中坊内房舍建造的种种制度和限制，对王公贵族来说是不具有什么严格约束力的。
长安城外郭城之内除有纵横笔直、相互交叉的通衢大街之外，各坊之中也有街巷相通，大体上皇城正南的三十六坊，与大明宫前丹风门街两侧的永昌等四坊。坊中央只有东西向的横街，而无南北向的大街，除此外其余各坊都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十字横街贯通于各坊的中央。大街宽十五米左右，横街之外各坊之中，还有许多曲、巷，如平康坊有诸妓居住的南曲、中曲和北曲，胜业坊有光禄大夫薛绘兄弟、子侄同居一地的薛曲，兴道坊东北有下曲。靖恭坊有毡曲，亲仁坊有汾阳王郭子仪居住的永巷，宣平坊有柳巷，等等。这些曲巷，街面较窄，或相互平行，多东西向巷道，或彼此沟通，与坊街相连。
长安城坊内的街衢交通，有其严格的管理制度，唐朝*府为了都城坊内街道的整齐，禁止房屋及墙壁突出路面，不许侵街造舍，其次为保持街道的表面整洁。唐朝*府还规定不许在街巷挖坑取土。开元十九年，玄宗诏令“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渠坊市，固须修筑，城内不得穿掘为窟，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广德元年唐代宗还诏令“城内诸街衡，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另外唐朝交通制度还规定，出入城门，左入右出，行路“贱避贵，来避去”不得在城内街巷及人众之中，无故走车马，从事工商的百姓更不得乘马。唐长安城内的坊里，均为封闭式的建筑，坊及市的四周都筑有围墙，彼此加以隔绝，坊内居民出入，须经过坊门，当时长安城内，除皇城正南三十六坊因其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冲城，因而只设东西向的大街，只开东西二坊门，其余每坊开四门，有十字街，“昏而关，晨而开，定时启闭。”
唐太宗以前，长安城坊门的开关靠诸街晨昏传叫，贞观十年（）十二月，太宗接受马周的建议，“坊门随昼夜鼓声以行启闭”。当时长安城内在直通外廓城门的六条大街上设有街鼓，五更时，随着宫城承天门晓鼓响，六街鼓即承而敲动，擂三千声，坊市门就跟着宫城皇城外廓城诸门而开启，日落后，随着承天门暮鼓动，六街擂鼓八百声，坊市之门又随着宫城皇城外廓城诸门而关闭。由于坊门昏晓随鼓声而启闭，每晚鼓声绝后，即禁止出入坊门，因而在都城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凡犯夜禁者，“令其主司定罪，庶人杖以下决之，吏杖以下皆送大理”。若因公或家有吉凶疾病等急事，需夜出坊门者必须持有府县或本坊的路条，经勘验后才能开坊门放行。为了严格执行坊门夜禁制度，唐朝*府规定，“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处徒刑二年”，而且还规定“诸坊应闭之门夜有直宿，对于该放行而不放，不该放行而放者，处笞三十”。
长安城各坊坊门除随昏晓定时启闭外，有时各坊的北门或南门，还因为祈雨、祈晴而临时关闭。如天宝十三年秋，京师连月霖雨，唐玄宗于九月遣闭坊市北门，大历四年，长安城从四月至九月久雨不晴，京师米贵人饥，于是代宗命令“闭坊市北门，门置土台，台上置坛及*幅以祈晴”。元和十五年（）九月唐宪宗因长安大雨兼雪，“街衙禁苑树无风而摧折，连根而拔者不知其数，乃令闭坊市北门以禳之”。长安城各坊坊门除因祈雨、祈晴临时关闭外，其昏晓定时启闭和夜禁制度，只有在每年的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夜准开坊市燃灯，才临时解除，允许通宵不闭坊门，因此这个时候就成为盛唐的狂欢之夜，这就是电视剧《大明官词》里14岁的小太平得以出官遇见薛绍的原因。
当然，到唐代后期，随着都城经济生活的发展与国家控制的削弱，这种严格的坊门定时启闭与夜禁制度，也就逐渐松弛，唐都长安城严密的坊里管理制度，反映出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封闭型都城发展的历史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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